摘要： 取消了准入管制，特许经营利润就不复存在了。整个行业开始出现优胜劣汰的竞争。消费者和劳动者都将得到好处。这是目前任何政府管制都无法实现的。

　　消费者对出租车有什么样的需求？政府管制能否满足这些需求？调查显示，人们对出租车的票价、车型和品牌等的需求是多样的。

　　管制目标无法实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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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堰是全国第一个公交事业全盘民营化的城市。
无车可乘、以步代车的经历对十堰百万市民并不陌生。这已是公交改制五年来的第三次——2002年12月以及2003年6月，这座城市先后两次出现公交停运风波。
一个当年被认为“多赢”的改制，是否出现了近乎“多输”的结果？它最终伤害的又是谁的利益？改革改到这个地步，该往前走还是往后退？

政府甩“包袱”
1月22日上午，在自己的办公室，十堰公交公司董事长张朝荣已不愿对记者回首当年改制的往事。但正是这次改制，使得他被称为“第一个吃螃蟹的人”。
十堰市公共汽车总公司拥有营运线路22条，营运车辆372辆，尽管每年有一定额度的财政补贴，但是截至1998年仍然累计亏损2700万元。
2002年，十堰市决定以公交集团为试点，推动该市企业改制。当年6月7日，一批温州企业家受邀赴十堰考察，张朝荣就在其中。
当时有报道提及，“公交集团是一个吃财政饭的单位，每年需要财政补贴550万元，如果能卖掉，可以甩掉一块财政包袱。”此前，张朝荣在温州曾涉及公交和运输企业，他于是对十堰市委书记赵斌提出，由他来投资十堰的公交运营。
恰恰在2002年12月27日，建设部颁布《关于加快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》，首次提出鼓励社会资金、外国资本参与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建设。
2003年3月24日，公交公司和该市政府签订《股权协议书》。
双方对改制寄予厚望。当年《经济日报》报道称，“这就意味着，改革将出现多赢局面：公交公司由事业单位变成企业，每年可向政府上缴线路营运资源费800万元，年照章纳税200多万元；职工通过持股成了股东，收入有了保障；新的运行机制，有利于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做强做大。”张朝荣则认为，公交公司盈利不成问题。
此后，张朝荣一度因此被选为“中国企业改革十大新闻人物”。目前，他同时担任着十堰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等职务。
十堰没有出台公交事业民营化后的具体管理办法，仅有一些口头承诺和约定。

票价涨跌博弈
张朝荣接手公交公司后，陆续斥资购买了110余辆公交空调车投入运营，紧接着便调整车票价格。
2003年8月5日，十堰市物价局组织听证会，8月6日起，将公交空调车1元票价标准提升为1.5元。
多数市民不支持涨价。张朝荣说，其实，听证会通过的价格是2元。但经过综合考虑后，物价局确定了1.5元的标准。
十堰市的公共交通包括公交、中巴车和出租车。其中中巴车和公交线路之间存在重叠之处，票价仅为一元。“当时涨价后，坐的人少了很多。十堰市收入本来就不高，很多人宁愿挤中巴车。结果空调线路的收入比涨价钱前还要少。”5路车司机老张说。
市公交公司只好忍痛对票价作出调整。从2006年1月1日起，除K9、K59路车两条线路为1.5元外，其它线路都改回了一元。而K9、K59两趟车票价在2007年8月1日以后全都改为一元。
这场公众和公交公司的博弈，以公众胜利而告终，公交公司从票价上谋求营业额增长的冲动被压抑。

企业“亏损”了
工商登记材料显示，改制后，张朝荣又三次增资，从最开始的占有公司68%的股份，目前已达到95.96%。
张朝荣称，2002年他接手前,公交公司明盈暗亏，如果减去财政每年补贴的550万元和应交未交的330万元营业税，全年亏损760万元。而他接手后，2003当年公司实现经营收入6700多万，利润106万元。2004年收入为7900多万，赢利119万元。但随后三年分别亏损500多万、900多万和700多万元。
在张朝荣看来，亏损重要原因是油价暴涨：2003年油价每升2.6元，现在已涨到5元多。而政府仅在2006、2007两年共提供了619万元的油补。他认为，算上自己在车辆更新等方面的投入，“进的没有出的多。”
在此期间，对公交员工的各种规章制度多了起来，员工们普遍反映吃不消。
十堰建委副主任朱天峰认为，作为私营企业的公司与公益性的公交事业之间的先天冲突，难以平衡。“公用事业有公益性，本身就是非营利性，和工商企业有差别。是企业就要追求利润，方向只有消费者和职工。票价受到制约后，从消费者追求不到，只好转移给职工。”
张朝荣抱怨，政府承诺的“公交优先”未能实施。记者在这家公司提交给政府的《亟待解决问题的报告》上看到，公交公司希望政府取消在公交线路上运营的150辆中巴车经营权，并要求70余辆城郊专线车不得在城区跑公交线路——希望减少竞争。
报告同时希望十堰市政府，按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的意见》，对公交公司承担的社会福利（包括老年人、残疾人、军人免费乘车，学生、成人持月票乘车等）带来的减收予以补贴。
这份报告还要求落实协议书规定的优惠政策、规范残疾人免费乘车范围和程序、对油价暴涨予以补贴和以划拨方式供地提供场站等。
他提及，五年前的改制“一改了之，一直没有配套政策的支持”。政府未能用财政补贴等形式履行自己的公共事业管理的责任。

政府“为难”了
这次“停运”后，工作组进驻公交公司清理公司账目，以确定五年来公司真实经营状况。朱天峰说：“目前下定论称公交公司亏损为时尚早。”
他坦言，公交事业民营化后，管理以及各方面的政策尚在探索中，没有先例可循。对于张朝荣“取缔中巴”的要求，他认为，这些并未写入当时的协议；改制后，政府更应防止由政府垄断经营，变成企业垄断经营。
他说，公交民营化后，企业有其自身运行法则，政府控制力下降。尽管政府很努力，但还是无法深入企业内部。
市政府曾成立由16个部门成立的“专班”，对价格、质量和安全以及行业标准等进行管理，结论是企业经营收入与上缴税费增长，服务改善，安全生产也达到要求。
张朝荣无力兑现每年800万的特许经营转让费，被市政府认为“好女嫁出去，却没有嫁妆”。
对于张朝荣称的政府未能提供配套政策，朱天峰说，“因为一张合同无法包揽所有的变化，宏观政策和市场的变化无法预料。目前的最大难题就是油价上涨。”
事实上，双方合同上并未写明的对于企业的油补和社会福利补贴等，实行起来也存在政策障碍。去年湖北的油补政策下发了，政府已两次对公交公司进行油补。
朱天峰说，在停运事件发生后，政府已明确表示，对上述问题予以支持。他也认为，政府有责任对民营企业进行规范。因为政府如果不能提供好公共服务，公信力就会下降。

“多赢”变“多输”？
民营化后，十堰公交的硬件设施得到了改善，这点也被市民认同。但这个被冀望多赢的改制，结果伤害了司机，“亏损”了企业。停运事件也伤害了公众利益和政府公信力。
综观国内，已实行公交全盘或部分民营化的城市，大多出现类似问题。湖北黄冈公交民营化之后，2006年11月同样出现停运风波。
2007年，五个月之内合肥公交事故造成11位市民的死亡。合肥相关主管部门认为“引入民营资本，实际上是走了弯路”，随后清退民营资本，回收公用资源。重庆、南京等地原已民营化的公交事业也重回国有公用事业。
十堰市政府没有否定“公交民营化”改革。朱天峰称，目前主要解决具体问题；随后将检查五年前双方签订协议的履行程度。
他说，亟需建立对公交公司的绩效评估制度，对企业的成本效益进行分析；此外在社会效益上看是否满足公共事业要求；最后则根据绩效评估进行奖罚和问责。“公交事业由政府主导时，存在效率低下、服务差，但民营化后，又要防止企业一味追求利润而伤害公共利益。”朱天峰说。但十堰市政府在督促企业搞好公交服务的同时，能否通过政策和财政上的支持，保证企业的合理利润？这场风波也迫使政府对公交民营化后如何承担政府责任进行反思。
朱天峰认为公交民营化探索是对的，出现问题也正常。“改制何去何从，有待于时间的检验。”

萨缪尔森说过：”只要我能写经济学，谁掌权都不要紧。”–专家总企望靠言论来影响社会，尽管败多胜少是意料中事，他们也还是乐于直抒己见。几个月前，美国240位大学和研究所的学者，包括以开创”公共选择学派”闻名的塔洛克（Gordon Tullock），联名上书克林顿总统，为微软等大企业撑腰。

这封信大致是说：反垄断法本来是用来对付垄断者”高价格、低质量”的行为的，但是现在情况恰恰相反，消费者享受着不断降低的价格和不断提高的质量。一些竞争对手的日子越来越难过，便转而向政府寻求行政帮助。最近政府几宗针对微软、英特尔、VISA卡与万事达卡的反垄断诉讼，推涛作浪者都不是消费者，而是被告企业的竞争对手。这个现象令人忧虑。自由竞争才是信息产业健康发展的根本动力。因此，呼吁有关当局撤销那些证据不足的反垄断起诉，云云。

这封信立场鲜明，道出签名人的心声；这是给总统的公开信，签名人也都知道；后来，这封信连同240位签名人的姓名和所在院校，以全版广告的形式，同时刊登在6月2日的《纽约时报》和《华盛顿邮报》上，签名人也没有异议。

问题是，新闻界两个星期前才披露，给两份报纸的广告费，是由微软公司支付的。争论便由此而生。一位签了名的经济学家哈奇姆（Simon Hakim）表示，要是他早知如此，就不会签名。不过，另一位经济学教授利波维茨（Stan J. Liebowitz）则说，尽管他事前也不知道，但谁来付钱刊登公开信，根本不影响他的立场。

争论的焦点是，微软到底应不应该资助为自己辩护的人、并传播有利自己的观点？专家、学者、评论员，在研究和发表观点的时候，应不应该接受企业的资助？而大众又应该怎样看待那些得到资助的机构所发表的意见？

其实，这些争论之所以产生，是因为人们对所谓”客观评论”的标准太过苛刻，苛刻到已经与评论本身无关的程度。人们以评论的发表人是谁、发表途径如何等标准来衡量评论的”客观性”，而不管评论本身正确与否。要是发表评论的过程花了微软的钱，评论就因此失去了”客观性”，那反过来是不是可以质疑，有些人之所以批评微软，仅仅是因为他们尚未收到微软的钱呢？

还有，人们也混淆了思想上的独立判断，以及物质上的宣传推广两者之间的差别。任何”独立”的思想言论，都必须”依靠”经济物品来记载和传播。尽管你有言论自由，但你并没有无偿使用别人的草坪、扩音器或报纸版面等”经济物品”的权利。同样道理，尽管你对事物作出了独立的判断，但没有了”经济物品”的支援，你的思想成果就形同虚设，对社会毫无影响。

美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，无不是接受了各方面的物质支援，才把思想工作开展下去的。事实上，微软公司资助研究机构，而这些研究机构同时也接受其他企业的资助。微软的对手们也在做同样的事情。这一切都是公开、合理而且合法的。

人们应当逐渐接受类似的资助活动，并摆脱”资助人是谁”的影响，自行独立判断。希望哈奇姆先生有朝一日收回他的反悔，并说：”直抒己见的公开信，就算微软付钱登报，我也照签不误。”

如果不是亲身经历，很难相信大喜大悲会以如此快的频率交替出现。2007年，在举世繁荣的基础上，人们豪迈地宣称中国即将在若干年后取代美国的经济地位；2008年，又在哀鸣遍野中认定经济萧条即将来临；2009年，伴随着泡沫经济的重新泛起，人们再次豪迈起来：举世衰退，唯我繁荣。短短数月，人们忘记了中国经济的出口依赖性，也忘记了就业史无前例地困难，只知道信贷与投资并举，股价与房价齐飞。

　　好日子轻而易举就回来了。金融海啸仿佛不曾发生过。只要把信贷的闸门打开，让货币喷涌而出，不景气就可以在片刻间消失。把经济搞上去，看起来就是这么简单。

　　我记得许小年教授曾经有此一问：如果发货币能救经济，那怎么会有衰退和萧条？是的，如果历史上的确有过衰退和萧条，那么，发货币就肯定不管用。

　　这次会例外吗？

　　衰退：不可承受之重

　　回首2008年，上半年CPI节节上升，同比最高曾达到8.7%，令决策者如坐针毡。根据把CPI视同通货膨胀的流行看法，通胀已经发展到濒临失控的地步了。熟悉最近二十年历史的人都知道，通胀失控在政治和社会层面意味着什么。

　　于是，所有你能想到的严厉措施都出台了。从利率频频上调、准备金率频频提高这样的正规手段，到禁止银行放贷、提前收回贷款这样的非正规手段都来了。效果当然很好，股价房价几乎同时下跌，民营企业叫苦连天。这样的政策再加上《劳动合同法》的正式实施，民企倒闭潮立刻就席卷了沿海诸地。

　　之后的故事颇具戏剧性。谁也没想到，就在资产泡沫刚开始破灭的当口，大洋彼岸的金融海啸来了。首先出口遭受严重挫折，其次大宗商品的暴跌使国内大量投资面临失败，各路专家又不失时机地抛出了关于中国经济出口依赖性的种种预言，人们忽然发现，中国经济其实不如想象中的美妙。

　　之后各路投资者便夺路奔逃。仅从数据上看，从2008年7月到9月，股市客户保证金以每月数千亿元的速度减少。房地产中介们则表示，100多万元的二手房几乎以每周10万元的速度降价，而买房者们仍在观望。沿海工业园区内工厂大量倒闭，2000多万农民工转眼间便被赶回了家。

　　这是中国经济无法承受的挫折。资产价格暴跌令刚刚富起来的中产阶级重回贫困，工厂倒闭潮令城市化戛然而止，就业难让大学生迅速民工化。一句话，除了含着金钥匙出生的极少数人外，社会的大多数人都在以极快的速度滑入底层。

　　由此，决策层意识到，对中国来说，不仅通胀失控不可承受，衰退也同样不可承受。

　　泡沫救市

　　经济学上有个很像心理学的词汇，叫财富效应。当资产价格上升时，资产的持有者会以为自己变成富人了，于是大鱼大肉，这时消费畅旺，皆大欢喜；当资产泡沫破灭，人们又觉得自己变回了穷人，于是节衣缩食，这时消费萎缩，百业萧条。所谓财富效应，说白了就是财富幻觉。

　　对政府官员们来说，要在短时间内甩掉“经济衰退”这个不可承受的包袱，最方便快捷的方式就是重新把泡泡吹起来。只要再次点燃财富幻觉，人们就会重新开始大鱼大肉的生活……

　　要做到这一点，最方便的办法是鼓励信贷。信贷闸门一旦放开，资金便喷涌而出。然而，信贷的泛滥，未能救民企于危难。政府隐性担保的所谓“四万亿”投资项目，以及地方政府设立的国企，成为银行竞相争夺的“香饽饽”。而民营企业，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，贷款还是一样难。

　　根据来源不同的数据，今年上半年释放的7万多亿信贷，有50%左右进入了各级政府项目。严格说来，这不是企业信用，而是政府信用。这可以解释，为什么经济复苏喊了半年，就业却丝毫没有好转。

　　如果仅仅是上一堆“铁公基”项目，问题倒也不会很快爆发。然而，从现在的情形看，涌入股市、楼市的资金也在大量增加。半年时间，股价整体已经翻了一番，房价也开始上涨。各地“地王”频出，且国企成为买地急先锋，这些情况都表明，不仅资产泡沫再次膨胀，而且推波助澜者正是拿到了信贷资金的国有企业。

　　政府信用的无节制扩张，以及相关信贷资金涌入资产市场，是今年以来资产泡沫的一大特点。而决策者的如意算盘是，用泡沫撑着宏观经济，等到西方经济尤其美国经济好转了，中国经济就可以顺利“软着陆”了。真能如此吗？

　　谁更短视

　　就在中国对世界翘首以盼时，世界也在以至少同样期待的目光注视着中国。大家都期望，中国这次能成为挽救世界经济的独行侠。起码在目前，中国已经挽救了大宗商品的价格。自今年年初以来，石油价格已经差不多涨了一倍，而需求量实际上没增加多少。

　　除了汽车和房地产，实体经济并没有好多少，这是每一个有社会经验的人都能看得到的。汽车业好转，主要原因是取消养路费、小排量车购置税减半两大利好，加上政府补贴推动的农用车销售；房地产好转，主要原因是按揭利率大幅降低，购房者支付能力提高所致。这些因素都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。在需求大量释放后，后续需求如果要跟上，必须以就业和工资的改善为条件，否则迟早会下滑。

　　而恰恰在就业方面，情形越来越不妙。中国历来是利润在国企，就业在民企。民企不仅背负着就业，还要承受极高的税负，以养活行政事业单位的大量冗员。今年以来，由于财政收入下滑严重，税务系统在增收压力下，不得不以各种非正规手段增税。不用说，这种新增的负担，又是落到民营企业、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头上。

　　就业上不去，工资就上不去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，工资不是以企业利润为依归，而是以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为依归。在越来越多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情况下，工资只会下滑，不可能上升。如此，未来的车市、楼市靠什么支撑？

　　资产泡沫也好，通货膨胀也罢，最主要的后果，便是财富转移。资产泡沫是对投机者的奖励，通货膨胀则是对穷人的掠夺。在实体经济尚无好转的情况下，资产泡沫更是对苦心经营实业的企业家们的无情嘲笑。大批企业家抽出实业资本转战楼市、股市的传闻，显然不是空穴来风。现在只有政府投资在增长。作为一个既负责制定游戏规则，又控制了绝大部分经济资源的市场参与者，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唱一出独角戏。但决策者心里也清楚，仅靠政府自己，这出戏是唱不了多久的。我们经常看到政府官员公开批评企业家缺乏远见，不愿意技术升级，缺乏核心竞争力，甚至热衷于期货期权投机。但我们也遗憾地看到，政府官员实际上更加短视。一场远在美国的金融海啸，就让他们方寸大乱，不惜以近乎疯狂的信贷投放和资产泡沫拯救经济。而他们反复声称要严厉打压的劳动密集型和高耗能污染企业，在这场以救市为名的信贷盛宴中，再一次获得种种政策优待。

　　令人欣慰的是，尽管目前一片经济复苏的呼声，真正的企业家们还是保持着冷静。他们没有贸然上项目，也很少参与“地王”的争夺，只是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企业的现有业务。这种冷静，与官员们的急不可耐恰成鲜明对比，谁更有远见谁更短视，一目了然。

　　拿什么拯救泡沫

　　再重复泡沫必然破灭的老话已经没有意义了。这就像吸鸦片。最好永远不吸，一旦吸上了，再想戒，就必须忍受极大的痛苦。没有谁愿意受苦。所以，只好继续吸下去，直到连鸦片都吸不动为止。

　　当下的困境，是货币政策与经济体制相互纠缠的结果。仅仅动一个，是解决不了另一个问题的。为什么信贷洪水流不到民营企业？因为赚钱的行业都在政府手里，都由某个央企垄断着。不赚钱的企业，银行不敢贷，企业自己也不想贷。银监会甚至责令各大银行成立了中小企业信贷部，希望施舍一点信贷来救活中小企业。但这种命令式的短期政策岂能救得了中小企业？

　　为什么投资增长30%以上却解决不了就业？因为这些都是政府项目，而政府项目天生就不鼓励就业。进一步问，为什么民营投资起不来？因为付完税费和管制租金，能够合法从事的行业都没什么利润。

　　所以，货币政策的选择空间，其实很小。除非拿出一个一揽子方案，将方方面面的问题一并解决，否则，仅靠格林斯潘式的政策微调，即便眼前可以蒙混过关，长远来看，也无法避免一场中国式“次贷危机”。更何况，中国人民银行有没有格林斯潘的智慧和技巧，还是个问题呢。（原发《新财经》）